文化｜唐代文化到底有多强？那时的朝鲜半岛都认白居易当偶像

早在宋代，“唐”就成为了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。至今，“唐人街”也常常作为海外华人社区的代名词。

唐代文化当时在国际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现象

多国成为小号“唐朝翻版”

唐帝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，从邻近国家向外扩展，远达中亚、南亚、阿拉伯、甚至非洲。

唐对邻国的影响十分深刻，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、东南的越南等国，在当时几乎完全按照唐的“模子”塑造国家，成为小一号的“唐朝翻版”，这种状况被史学界称为“中华文化圈”。

政治和法律制度

唐代文化传播最大宗的“产品”是制度，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国几乎是全盘复制唐朝，包括官制、科举、户籍、税收、文教、都城建制等基本制度，这其中就有日本著名的“大化改新”。

同样成为“东亚标配”的还有唐代的法律制度——律令制，“律”约相当于刑法，“令”约相当于行政法规。如今的中国法律史研究，常以日本律法文本作为依据来研究唐律，足见当时日本法律对唐制度模仿痕迹之深。

国际人才交流

唐王朝，尤其是两座都城——长安和洛阳，都是当时的世界人才、学术交流中心。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留学生入唐学习，培养了阿倍仲麻吕、吉备真备、姜公辅、崔致远等为数不少的“中国通”级别人才，有些直接进入唐的官僚系统，有些归国传播所学的知识文化。

引领文艺和时尚

唐代同样是“流行文化”的塑造者，真可谓把“民族的”变成了“世界的”。唐朝的诗赋、围棋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风格、服饰文化、茶文化，都能成功引领风尚。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新罗影响极大，一时成为半岛“偶像”，甚至还出现专门模仿其诗歌风格的“效乐天体”（白居易字乐天）。

外来文化的新传播中心

唐代的文化传播能力之强，还表现在其对外传播的不仅有本土文化，一些本是外来的文化类型，竟然转而以唐作为传播中心。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佛教。佛教本源于古代印度，即便在唐代，印度也仍然是佛教的基地和学术中心，玄奘等唐代僧人西行取经即是明证。但风靡整个亚洲的佛教，却是由唐王朝发起传播的，而且传播的是已经完全中国本土化的禅宗等佛教流派。

过程

文化梳理适应时代需求

唐代文化能成功传播海外，要归功于国内文化的梳理和规范。

今人说起中国的中古时代，往往以“汉唐时代”相称。但其实汉与隋唐之间，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混乱，文化、学术也不能避免。此间佛教、道教等新兴文化在中国纷起，即便是传统儒学也多分枝杈，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分歧甚重，正如《北史·儒林传》所言“南人约简，得其英华；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”。中国文化在分裂割据的环境下宗派林立、自说自话，未知何者为正宗。

面对这样一盘散沙的局面，国际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，也根本搞不清到底该听哪家之言，对外文化传播自然更是无从谈起。

隋代重新奠定大一统格局之后，唐王朝真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梳理，从典章制度到琴棋书画，唐代对文化的顶层设计覆盖面极其广泛。

这种梳理并非一味地追求“本源”，而是与当时时代的需求相适应。古代虽然不像如今那样日新月异，但终有时代的差别，更不用说唐代正处于社会、经济环境重大变革的时期。将几百、上千年前“原汁原味”的传统文化直接搬来，未必适应当时的需求，更未必得到受众的欢迎——国内都不买账，遑论被国外接受。

唐代的制度设计便是既有继承，更有发展，将前朝南北方政权制度特点、及隋朝的制度，根据时代的需求整合起来，在初唐至盛唐形成了一套包含三省六部官制、科举选拔制、律令法制、租庸调税制等核心制度的规整体系。纵观整个中国制度史，盛唐之制也堪称最为整齐、清晰，也最容易学习、传播的制度体系。这样的“中国模式”，对自然、社会环境相似的东亚、东南亚国家来说，怎能不炙手可热？

儒学在唐代也重新获得了整理和统一。早在唐太宗时，国家就以颜师古（著有《颜氏家训》的颜之推之孙）、孔颖达（孔子嫡孙）等大儒主持重新编、注儒家传统经典，在贞观十四年（640）年完成《五经正义》的撰写。从此官方太学传授的是这套儒学，留学生来华学习的也是这套儒学，这就由顶层规范了儒学的“正宗”。

在南北朝的割据环境中，不同宗教、民间信仰争相抢夺生存发展空间，宗派林立，随着唐代的积极梳理，各种宗教文化这才有了明确的“官方版本”。以佛教为例，由“初祖”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创立的中国禅宗，发展到“六祖”时，已经是南北宗分立，两派各尊自己的六祖、七祖，连传承谱系都出现了混乱。唐代由官方角度终结了禅宗的南北之争，确立南宗为正统，甚至有人认为这才是“中国佛教”真正的创始。

交流

抛开芥蒂，对外平视

文治武功都卓然于世的唐王朝，唐代文化对外并未采取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，而是以平等、对话的角度，积极进行双向的文化交流。

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，对外政策上全面呈现出平等、开放的态势，抛开了此前中国“华夷之辨”、“夷夏之防”的芥蒂，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那样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即使是通过武力征讨的突厥、高句丽，在战后唐朝都并未施以高压，而是以和平和自主的原则与其展开正常的交往。

唐代这种政策，也换来了极高的国际认可度，唐太宗被周边国家称为“天可汗”，心悦诚服地将他当作共同的君主看待。而唐王朝在用人方面是真正的不拘一格、“不辨华夷”：外国来华学习的留学生，可以参加唐的科举并同唐人一样入朝为官，甚至唐帝国一些文武要职竟是由“外国人”出任。

唐玄宗时期的两位大将，一位是日后“安史之乱”的主角安禄山，出任唐三镇节度使，统兵近20万，另一位是战功卓著、曾被封尚书左仆射（宰相之一）的哥舒翰，他们在天宝十一年曾有一次对话。

安禄山对哥舒翰说：“我父胡，母突厥；公父突厥，母胡，族类颇同。”（这里所谓“胡”，是指西域中亚的粟特）

这两位位高权重的“唐将”，居然都不是汉人！唐代的开放、包容程度可见一斑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唐对外的文化交流有来有往、兼收并蓄，形成互动的格局。

所以当时不仅是唐代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，外来文化也在广泛地塑造着唐帝国的面貌。唐代有大量外来移民交流甚至定居长安、洛阳等大都市，他们的文化悄然发生着影响。

社会的诸多风尚都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元素，如服饰、音乐等，唐代最著名的乐曲《霓裳羽衣舞》就是“胡乐”；另外像医学、数算、天文等知识技术领域，唐代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，来自印度的“天竺三家”——迦叶氏、瞿昙氏、拘摩罗以及波斯景教徒李素等，都曾任职于唐的天文机构，并参与甚至主导过国家的天文历法编纂。

外来的宗教——来自波斯的祆教（拜火教）、摩尼教，来自东罗马的景教，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，都在唐扎住了脚跟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，唐朝官方还专门设立机构对它们进行管理和保护，更在市坊之中为其提供活动场所。

唐代在对外交流中的“平视”态度，并不意味着缺乏文化自信；相反，正是高度的文化自信，使得作为中国本位文化守护者的唐王朝，能够充当文化交流中“自由主义”的倡导者，并在平等对话的格局下，自然而然地完成文化传播。

特色

和谐共存

台子已经搭好，但要是没有名角上场也是难以吸引观众的。唐代官方在文化上成功塑造一系列的“明星产品”。

唐代除去制度以外，文化上最大的招牌产品就是太学教育。唐代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，经过官方梳理的儒学经典作为标准教材使用。公元682年新罗直接用“拿来主义”，在国内仿照唐朝建立国学，教授的也是整理过的儒家经典；东北的渤海国，设置“胄子监”，同样是搬照唐的教育机构。

外国赴唐的留学生，也是进入国子监学习，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留学机制：留学生赴唐之前，须提出官方申请，获准后才可入境，通常留学生是随本国“遣唐使”进入唐境；留学生由唐的官方机构鸿胪寺负责接收管理，他们在国子监中，与中国学生一同进修；留学生在唐留居有时间限定，以九年为期，但根据实际情况也时有延期的特殊处理；留学生归国也需要其本国向唐朝提出申请，表明归国人数、姓名等项，获得唐朝准许才可成行。

这套完备的“留学教育产品”，又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学子前来留学，学成归国的各国留学生，就成为了唐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。

唐诗能够成为时代标签和国际风尚，绝非巧合。唐代根据当时贵族式微、知识普及的时代特征，在科举进士科考试中“以诗赋取士”；而进士科在科举诸科中，又具有非凡的地位，非其他科目可比——“缙绅虽位极人臣，不由进士者，终为不美”。这样一来，作诗成为当时的“全民运动”就不足为奇了。

通过诗赋取士，唐朝也形成了“半官方”的“诗坛”，诗作好坏、诗人贤愚，需要经由诗坛的认可，想要浑水摸鱼或者“自立为王”，大体是行不通的。

围棋、书画的流行，也得益于官方的引导。

唐代在中央设置有翰林院这一机构，设有“翰林待诏”官职，其中就专门有书、画、棋、医术、阴阳五行、僧道、天文等“待诏”类型。这些“待诏”，都是相应文化领域的专门人才，以其专业谋生。

如“棋待诏”就几乎集中了全国最顶尖的“职业”围棋高手，真有“高手在民间”，也需要与其交手才能被认可。这不仅掀起了全国的围棋热潮，更让这一文化领域真正的“大师”获得官方的检验和承认，在国际交往中作为国家的文化招牌发挥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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